无花果：伊斯兰的政治立场（3）

 

伊斯兰必须政教合一？

 

有的人据此认为伊斯兰教主张政教合一，伊斯兰历史上的确有过政教合一，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选项。穆圣时期，先知作为宗教代言人和世俗政权的领导人，政教似乎一体。然而，根据《古兰经》以及人类的历史记载，政教合一不是唯一的政权形式。《古兰经》提到的古代诸民族，大部分不是政教合一的政体。先知与君王不是一体的，反而常常是对抗的。亚伯拉罕作为多国之父，受人景仰，然而他却并没有掌握任何政权，在他早年居住的巴比伦，掌权者是暴君宁录，《古兰经》上叙述了亚伯拉罕与宁录的对峙，后来他迁徙到埃及，甚至慑于埃及国王的威力而忍气吞声。摩西时期，埃及处于法老的暴政统治之中，摩西虽为先知，却并未干涉法老的王权，至于摩西的政治诉求，也仅仅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属于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犹太人属于亡国奴，有人造谣说耶稣谋反，诬蔑他要做犹太人的王。然而耶稣却强调：“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圣经·马太福音》22：21）《古兰经》提到的山洞青年，发生于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年代，他们愤而出走，继而隐居在山洞之中。《古兰经》还提到掘坑的人的宗教迫害，还提到掌管克尔白钥匙的多神教徒，都证明当时世界的很多地区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政体。

 

当然，先知们一边传教，一边行使统治权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大卫，既是先知，是诗人，同时也是犹太人的王，他的继位者所罗门也是如此，既受真主的启示，同时又是犹太国的明君。摩西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作为先知传达十诫，完成了摩西律法的发布，同时他也作为犹太人的杰出领导人而名垂青史。穆罕默德也是如此，他在麦地那建立了政权，一方面是世俗领导人，一方面又是先知，是真主的使者。这些先知们的事迹，似乎实现了孔子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正如繁体字“聖”的写法，既有耳口听命于上帝，又作为王者统治人民，既是先知，又是王者。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陆续实现了政教合一，由使徒彼得钦传的教会发展成为教廷，教廷的领导人被称为教皇或者教宗，由出家的僧侣担任，教宗在发布教权的同时，也影响着世俗政权。各国皇帝的按立以及登基，均由教宗主持完成。教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俗的君主，如果君主不服从教宗，还有可能被开除教籍，当然教宗也要借助世俗君主的威力来施加影响，比如乌尔班二世就曾动员英王和法王组建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当然，教宗和皇帝的权力常常是此消彼长，互相拉锯，在教宗强大的时候，其权力一度涉及各个领域，可以干涉神学、哲学、科学，渗透到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人的最终归宿，也可以通过售卖赎罪券来操纵。教宗的压倒性的统治没有持续下去，东方正教教会首先和教宗分裂，与教宗分庭抗礼。后来，天主教内部又出现马丁路德创立新教，明确反对教宗的特权。各国的反抗，导致教宗的失势，其权力不断缩减，不再干涉世俗政治领域。近代以来，政教分离成了西方政体的主流。

 

在伊斯兰世界，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似乎只存在于四大哈里发时期，阿里遇刺之后，伊斯兰社会被世俗政权所取代，虽然名义上仍为哈里发制度，但哈里发已经沦为世袭的君主。这些君主大多远离宗教，甚至花天酒地，自然难以服众，在宗教上无法笼络人心。所以宗教领域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哈里发，而是学者。阿巴斯王朝时期，哈里发建有法庭，任用宗教学者作为大法官，艾布哈尼法的弟子艾布·优素福就被任命为法官，法官们负责制定法律，进行教法判断，而哈里发只是名义上的宗教领导。当然，有的哈里发本身热爱宗教，比如马蒙就热衷于研究哲学。在他的倡导下，帝国建立了智慧宫，大量翻译希腊哲学著作，兴起百年翻译运动，于是伊斯兰神学凯拉姆应运而生。伊斯兰教的传播，当然少不了哈里发的助力，但不能因此就说帝国是伊斯兰政权。事实上，当时的穆斯林政权只是部分程度上实现了政教合一，哈里发被当成真主的影子，享受星期五的祝福，然而他们的权威却并没有完全涉及到宗教领域，人们只是把他们当成伊斯兰帝国象征性的领袖，各地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甚至，哈里发并未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帝国常常处于分裂之中。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残余就逃到西班牙建立了另外一个帝国，这就是中国史书上的白衣大食，与此同时，埃及的什叶派还曾经建立割据政权法蒂玛王朝，就是所谓的绿衣大食。再后来，哈里发被蒙古人消灭，蒙古人一度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蒙古人后裔皈依伊斯兰之后，又产生了帖木儿帝国和莫卧尓王朝。库尔德人建立了艾优卜王朝，突厥人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伊斯兰世界一千多年里，有明君，也有暴君，有强人政治，也有昏君上台。有的征战四方，也有的被本国人推翻。

 

远东地区，华夏人占主体的中国社会保持相对的封闭性，几千年来，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统治者无一例外，都宣称君权神授，自命为真龙天子，而权力来自于上天的授意。皇帝既是世俗的领导人，又享受民众的顶礼膜拜，皇帝的圣旨均以奉天承运的名义发布，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拥有无上的权威。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政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中国往东的日本国，其政权形式也是政教合一式的存在，日本天皇是上天的儿子，对人民拥有无上的统治权，同时又接受人民的崇拜，这种崇拜形式就是日本神道教的教义，根据神道教的教义，皇帝既是天皇，也是教皇，这种情况一直到日本君主立宪之后才有所改变。

 

政教合一不是伊斯兰

 

由此可见，政教合一并非是伊斯兰教的传统，而是中国和东亚各国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传统。如前所述，伊斯兰历史上，虽有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但这不是伊斯兰教支持的唯一方案。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未必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理由如下：

 

政教合一，必然产生教权阶级，他们可以代表宗教而发号施令。而教权阶级的存在，有违伊斯兰教强调的人人平等的精神。伊斯兰教之中不允许有特权阶级的存在，自从穆圣宣布先知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教权的终结，既然没有为真主代言的先知，任何人自然没有资格以神的名义高高在上。所以，宣称享有各种特权、教权和豁免权的行为，都是违背教义的。按照教义，伊斯兰政权不该存在凌驾于人民和政府之上的神权阶层，比如享有特权的阿亚图拉。当然，世俗的君主更没有资格掌握教权，他们很多是目不识丁的粗人，通过战争和宫斗或者政变来掌握政权，即使他们宣称自己是穆圣的后裔，或者两圣寺的忠仆，也丝毫不能增加他们的光环。人们的宗教问题遵照《古兰经》的指示来决定，具体的事项可以由教法委员会来决定，而教法委员会应该由民众选举产生，而不应该由专制者指定。比如圣经福音由罗马皇帝来确定，而不是由民意决定，也不是由圣经作者和宗教学者来确定的，这显然无法代表民意，也不能代表神意。当今的埃及有教法委员会，沙特也有，然而都不同程度受制于独裁政府，因而无法独立做出判断。他们被当权者豢养，难免有依附当权者的嫌疑，他们的教法判断，也往往会回避对暴政的批评，这显然会产生不公。艾布哈尼法教法判断之中，就有向统治者妥协的成分，比如要求民众忠于君主，即使君主不义也当服从，就是典型的被和谐之后的产物。

 

宗教事务不该由特权阶级来决定，世俗事务更不应有特权阶级来染指。穆圣的辞朝演说之中，已经庄严宣布：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高贵，非阿拉伯人不比阿拉伯人高贵。这是人人平等的宣言，这足以作为伊斯兰反对任何独裁统治的号角。所以，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应该采用民主协商制，而摒弃任何专制政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映伊斯兰的人人平等的理念，消灭人对人的压迫，人对人的奴役。民主协商制度也是当今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人人有选票，完全是符合《古兰经》的主张，理当成为文明社会的主流。在伊斯兰社会，一千多年前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把哈里发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他的民众，他在任期间，也常常倾听民意，而不是采取独断专行的做法。《古兰经》的启示有多处表明，穆圣听从了欧麦尔的建议，比如对待战俘问题，和对待战利品问题。在穆圣的圣训中，还记载着穆圣采取了波斯人赛尔曼的建议而开挖壕沟，以及允许麦地那人采用椰枣嫁接的方式。在继任者的统治中，也记录着艾布拜克尔听从欧麦尔的建议而收集《古兰经》的事迹。这些事实都证明伊斯兰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的立场。在《古兰经》中，赋予人们财产自主权、婚姻自主权、继承权，还赋予了妇女的婚姻自由权、财产自主权和继承权，小家如此，大家也是如此。在西方政教合一的统治同时，东方伊斯兰社会很早就实现了政教分离，实现了两权分立，即教权和政权的分立。伊斯兰社会的开明，完成了对西方的启蒙，西方人开始反对教皇的权威，发动宗教改革，提倡人本主义，后来有了一系列启蒙运动，有了孟德斯鸠、康德、约翰·洛克、哈耶克等人的探索，有了君主立宪，有了三权分立，直到现代社会。三权分立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权方式，但不代表政治文明的终极，将来也许还会诞生四权分立，五权分立，随着人类的进步也未尝不可。

 

有的人认为民主制是西方的产物，穆斯林应该抵制，实则不然。早在四千年前，希腊和罗马就有民主制的雏形，共和二字甚至出自中国的古书，中国古人也有所谓的禅让，尽管未必是真的，但可以证明民主绝不是西方的专利。作为穆斯林，应该相信一切文明成果来自于真主的默示，人类文明薪火相传，希腊罗马一度领先，以色列人也曾经后来居上，相对于罗马和北欧的多神崇拜，基督教文明取而代之，而《古兰经》的到来，则铸造了一个崭新的群体。在黑暗的中世纪，穆斯林接过文明的接力棒，产生了一个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共同把哲学和宗教发扬广大，继而又启蒙西方。当今，文明的接力棒又传到了西方，西方人把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足以领跑世界。作为穆斯林，岂能因为门户之见而拒绝这种先进文明呢？如果真的拒绝一切西方文明，恐怕今天的穆斯林就无法生存。因为现代社会所享受的科技成果，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发明创造。穆斯林已经至少四百年没有为人类社会提供重大的科学贡献了。再说了，民主制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伊斯兰教义之中固有的资源。伊斯兰教义本来就提倡平等，提倡自由，所有搞专制独裁的穆斯林政府，只是违背了真主的旨意，即使他们冠以伊斯兰的名义也罢。

 

民主制度绝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人有权享受这种文明成果，不能说盛行于西方就拒之门外，日本也不是西方，但实现了民主制之后的成绩有目共睹。狭隘的穆斯林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制是基督教或者异教徒的产物，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教义。民主制与基督教无关，基督教创传两千年来，至少有一千八百年都没有实行民主制度，怎么能说是基督教的产物呢？如果说实行民主制度的大多为异教徒国家，那么我们更应该取其长补其短了，因为即使是异教徒的东西，只要是正确的，穆斯林也可以汲取。穆圣说：智慧是信徒遗失的骆驼，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捡起来。有人说，搞民主制不符合伊斯兰，什么是伊斯兰呢？民意即为伊斯兰，穆圣说：“大众认为正确的，真主也认为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民意正是天意。当然，我这里说的民意是真正的民意，而不是当权者以人民的名义发布的虚假民意。比如塔利班宣称是人民选择了他们，显然这是一句谎言，人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塔利班扛着枪炮闯进喀布尔，何时问过人民的意思呢？同样，很多宣称人民选择了他们的人都要提防，其人民往往是被选择的。真正的选择要靠选票来决定，只有选票选出来的民选政府，才是符合民意的，也是符合天意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