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果：伊斯兰的政治立场（5）

 

伊斯兰支持君主制吗

 

伊斯兰教支持君主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君主制违背了伊斯兰的人人平等的原则，让人们被迫去顺从与他们同样拥有生老病死的同类。那么，为什么伊斯兰社会还会有长时间的君主制？为何世界上最落后的政治制度在伊斯兰社会仍然有其市场？ 显然，君主制不是理想的社会状态，也并非真主的旨意，但真主并不强迫民意，也不干涉人间的事务，君主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部分，在人民没有开化到一定程度之前，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胸怀过渡到民主制之前，伊斯兰是不会强迫改变社会制度的，而是让人们逐渐进步，伊斯兰提供纲领，期待着人类社会自己的改变。

 

我们会看到，《古兰经》之中叙述过不少古代的君主，比如扫罗、大卫、所罗门、示巴女王，《古兰经》肯定了他们的功绩，却并没有否定他们的君主制度。当大卫成了民众的英雄，取代了扫罗之后，《古兰经》说：大卫啊！我确已安排你在大地上替天行道。（《古兰经》38：26）当示巴女王收到所罗门的信件之后，与群臣商议，听取群臣的意见。她说：“诸位爱卿啊！我确已收到一封尊贵的来信。它确实来自所罗门，信上说：奉大慈大爱真主之名。（《古兰经》27：29-30）《古兰经》提到真主让这些贤君代理世界，同时《古兰经》也提到了君主世袭制的弊端。比如所罗门之后的多波安的肉身饭桶。“我确已考验所罗门，我使一个饭囊落座在他的王位，以至于他悔悟不已。”（《古兰经》38：34）显然并没有丝毫的褒奖之意。《古兰经》谴责了暴君的暴行，比如法老在国中作乱：“还有掌握基业的法老，他们在国中忤逆，他们多行不义。”（《古兰经》89：10-12）可拉的骄奢淫逸：“可拉曾为摩西的族人，但他却欺压摩西，我赏赐他各种财产，而其财产的宝库，盖过众多实力雄厚的人。”（《古兰经》28：76）哈曼的飞扬跋扈：“还有可拉、法老和哈曼，摩西曾经带着明证造访他们，他们在当地飞扬跋扈，但他们并非神通广大。”（《古兰经》29:39）这些暴君酷吏刚愎自用，迫害民众，甚至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展开杀戮，实施种族灭绝。当时，我曾拯救你们摆脱了法老的子民，他们用酷刑折磨你们，他们将你们的儿子杀掉，让你们的女子苟活。（《古兰经》2：49）所以，伊斯兰支持世袭独裁的君主制吗？当然不支持，《古兰经》上那么多反抗暴政的故事就是例子，无论亚伯拉罕智斗宁录，还是摩西智斗法老，以及掘坑的居民，还有山洞的青年，都反映了《古兰经》的立场，先知们以及使徒们代表着革命的一代，他们对世袭独裁者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当然也有无畏的牺牲。

 

伊斯兰对世袭制的立场是明确的，所以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奥斯曼帝国的政体并不符合伊斯兰，但民意如此，又奈之若何？人民没有觉醒之前，大多是逆来顺受的，正如《古兰经》所说：他们的祖先未受教化，他们因而昏聩糊涂。（《古兰经》36：6）当然，《古兰经》并没有对此听之任之，而是采取了猛烈的抨击与挞伐，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致敬那些时代的英雄。正如哈里发欧麦尔在斥责压迫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有名且经久不衰的话：“你从何时开始奴役那些生来自由的人们？”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穆斯林们为推翻暴君而奔赴疆场。鲁卜伊·本·阿米尔回答波斯统帅鲁斯坦时所说：安拉派遣了我们，我们要把他所意欲的仆民，从同类的崇拜之中解放到对安拉的唯一崇拜，从今世生活的不幸走向两世生活的幸福，从各种宗教的不义走向伊斯兰的正义。

但人类文明的进程往往是缓慢的，在人们没有觉醒之前，真主容忍人们的无知，包容人们的落后，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一点点启迪人们的心智。东西方都是如此，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蒙昧，虽然四千多年前，希腊就出现了民主的雏形，东方也有过所谓的禅让，但好事多磨，人类的改变往往是以千年来计算。直到近代，人类才开始了对君主制的质疑，西方开始了对神权的否定，开始了民主制的尝试，东方也开始了独立运动，推翻了封建王朝。然而，东方毕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所以即使改朝换代也往往是换汤不换药，现在的人民民主后面少不了专政二字，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也不过是旧时代的杀富济贫的延续，大锅饭螺丝钉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奴隶制的残余，领袖崇拜仍然是奴性使然。西方社会大多实现了民主制度，然而民主进程并没有走到终点，很多国家实行了君主立宪，但却保留了皇帝的象征性存在，虽然这种改变并不彻底，但毕竟为群众所接受，人们还没有进化到完全抛弃君主，所以就姑且让其继续存在吧。

 

穆斯林国家的尝试

 

近代以来，东西方发生了一系列巨变，很多国家抛弃了君主制，拥抱了民主制。在外部世界改变的同时，穆斯林世界该何去何从呢？伊斯兰社会处于欧亚大陆的中间，横跨诸多古代文明地区，虽然有过轰轰烈烈的改变，但也有着自身的保守性，相对于崛起的海洋文明，庞大的陆地帝国像一头行走缓慢的巨兽，任何一点改变都需要经历剧烈的阵痛。近代，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殖民未必一定是坏事，同时也是一种启蒙，近水楼台先得月，伊斯兰国家开始接受西方的反哺，正如崛起后的日本开始反哺中国一样。

 

伊斯兰国家在接受西方反哺的同时，西方制度也与传统社会产生了冲突，独立运动唤醒了阿拉伯民族，他们尝试着否定传统，于是有了瓦哈布运动，他们尝试着脱离哈里发制度的捆绑，于是有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最终，民族主义大获全胜，阿拉伯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却沦为沙特家族和哈希姆家族的臣民。穆斯林们显然并不满意沙特和约旦的模式，于是有了新兴的叙利亚和埃及共和国，有了伊朗和巴基斯坦，这种种尝试，既有开明者的激进，也有保守者的顽抗。在宗教领域，清教徒们和开明人士也展开较量，原教旨主义和理性主义此起彼伏。发轫于半岛的塞莱菲耶瓦哈布运动，声称回到《古兰经》中去，这种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后来的伊斯兰革命，埃及兄弟会，以及阿富汗塔利班，都和塞莱菲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理性主义为代表的开明派，则侧重于复兴伊斯兰哲学，从东西方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敞开怀抱拥抱西方，认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异曲同工，他们的努力同样也是伊斯兰复兴中的一部分。

 

当然，在上世纪，既有反对西方东方的狭隘主义，也有调和西方和东方的折衷主义，卡扎菲结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体，提出了第三理论，名曰伊斯兰社会主义，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社会主义正势如破竹，分享了半壁江山，就连传统的穆斯林地区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也门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亚五国也被纳入苏联的旗下。剩下的穆斯林国家还在两者之间徘徊，尝试全盘西化，结果造成宗教的淡化，尝试社会主义，但又遭到无神论的荼毒，于是穆斯林们转而寻求伊斯兰，认为真正合理的方式是伊斯兰自己的方式。这才有了伊斯兰革命的出现。

 

伊斯兰国家在上世纪哈里发制度终结之后纷纷独立，饱尝了衰落失败之苦，穆斯林开始了各种尝试，于是有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实践。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阿富汗都有不同的方式。（待续）